中新社上海4月7日电 题：“玄奘之路”为何对复原古犍陀罗前史分外重要？

　　——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艺术史研讨所教授穆罕默德·纳西姆·汗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近三千年前的印度次大陆北缘，一个名为“犍陀罗”的古国，因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塞而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80590的沟通之地，也是《西游记》中玄奘取得真经的“西天”地步。释教经典从犍陀罗传入我国，中华文明元素也由此进入南亚。

　　重访玄奘求经之路，关于复原犍陀罗文明、参透从前的国际文明大沟通有何重要含义？光辉数百年的古犍陀罗艺术为国际留下了怎样的宝贵财富？2023年9月起，国际闻名犍陀罗研讨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艺术史研讨所教授穆罕默德·纳西姆·汗(M. Nasim Khan)，来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我国，敞开“玄奘之路”研讨。近来，他承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环绕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我国是犍陀罗艺术的传入国，作为闻名的犍陀罗研讨学者，您为何来到我国持续您的研讨？

　　纳西姆·汗：首要，我国学界对包含犍陀罗文明在内的国际艺术与文明的研讨和爱好正在不断添加。朱青生教授在上海创办了国际艺术史研讨所，邀我一起推进树立一个老练的犍陀罗研讨组织，以促进我国和巴基斯坦及其他相关国家在文明沟通与互鉴方面的直接协作，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标杆性的学术组织，我乐意为此作出自己的奉献。

　　其次，我正在进行的犍陀罗文明研讨中，有许多材料来自我国，特别是我国其时朝圣者的记载，也需进行实地验证。

　　再者，我期望以前史视角研讨犍陀罗与古代我国的联络，这是从最近在犍陀罗发现的起源于我国的考古依据中取得的创意，中华文明中有许多值得研讨和学习的内容，需实地看望。公元前3世纪释教出现于犍陀罗后，犍陀罗与我国开端有了直接或直接的联络；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控制时期，二者的联络更加广泛，也极大促进了释教及释教艺术的传达。而最近在犍陀罗及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一种假说，即我国文明元素或许早在大犍陀罗时期就有所进入，并在后续的控制王朝中得到进一步开展。

　　中新社记者：“玄奘之路”为什么对犍陀罗文明的研讨含义严重？

　　纳西姆·汗：古犍陀罗的前史研讨首要依据考古依据和文学记载，学者据此确立了这一区域的部分前史。但这些记载还远不行完好。每一个新发现、新研讨都或许带来新的转机，乃至对前史的既有了解构成应战。在考古依据之外，前史学家的档案、控制者的列传、旅行者和朝圣者的叙说，也是复原犍陀罗前史的重要依据。我国朝圣者的记载便是研讨其时犍陀罗区域释教及其实践，复原该区域文明、前史等信息的首要来历之一。法显和玄奘是访问过犍陀罗的最重要、最闻名的我国人，尤其是后者，在我国众所周知。

　　关于现有的犍陀罗释教前史研讨来说，犍陀罗和玄奘似乎是相互依存的。玄奘是位传奇人物，也是犍陀罗的“百科全书”，他的游历近乎全境，求寻常识才智，搜集释教典籍。他的旅程是人类的巨大史诗。拜他的记载所赐，犍陀罗前史中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得以闪现。他抵达犍陀罗之时，正值犍陀罗释教和释教艺术余晖将尽之刻，因而他的故事，如现存多个言语版别的《大唐西域记》非常重要，是考古发现的重要讨论依据。

　　但最杂乱的问题是依据玄奘到访或提及的地址，来承认他在犍陀罗的行走道路。现在已有的一些零星研讨成果中有不少对立之处，有的仍缺少牢靠依据。因而，需求依据考古开掘的新信息，对之前确认的某些道路和地址进行纠错、调整和实证。

　　此外，学者们普遍以为，玄奘到访犍陀罗的首要意图是朝拜释教圣地，且只做了与释教有关的记载。但最近发现的印度教圣地克什米尔·斯马斯特(Kashmir Smast)遗址则标明，玄奘并没有错失造访其他宗教场所的时机。因而咱们需从头审视玄奘记载的犍陀罗之行，测验复原他实在的行走道路。对“玄奘之路”的全新研讨，可助咱们追溯这些释教遗址的道路和间隔，发现它们的初始称谓，以及在它们存续期间，其称谓的词源怎么及为何发生变化，从而探求玄奘到访时这些释教遗址的情况、遗址所属的释教派系或集体，纠正一些显着过错，出现犍陀罗文明的更多相貌。

　　中新社记者：在古犍陀罗区域的考古中，有哪些令您形象深入的发现？

　　纳西姆·汗：犍陀罗文明及其考古研讨总是充满了惊喜和诱人之处。我的作业首要触及四个不同范畴：考古学、古文字学、释教艺术和犍陀罗宗教。近年来，这四个范畴均有重要发现，明显改变了犍陀罗的前史年表，展示了当地言语的书写、宗教实践和释教艺术相貌，有些也与古代我国休戚相关。

　　其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阿齐兹德里(Aziz Dheri)释教遗址，它协助咱们树立了犍陀罗从公元前5世纪到12世纪的完好文明概括。在对古代文字和言语的研讨中，我发现并研讨了最早用佉卢文(Kharoshthi)和犍陀罗方言书写的大乘经文。一起还发现一种新的文字，我释读为科希文。这一发现标明，在佉卢文和婆罗米文(Brahmi)之外，还有第三种重要的犍陀罗文字。

　　对该区域宗教景象的研讨也颇有收成。人们普遍以为释教和释教艺术是犍陀罗的仅有瑰宝，但在克什米尔·斯马斯特的发现标明，公元前2世纪至12世纪期间，印度教与释教在犍陀罗并存。在释教艺术方面，我自以为最重要的发现是犍陀罗岩画，该发现对“犍陀罗区域由于气候条件所限而没有岩画”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全体而言，令我形象最深的便是犍陀罗文明所出现的全体美感。一切这些新发现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犍陀罗的前史、文明和宗教图景。

　　中新社记者：犍陀罗是东西文明的交融之地，它曾怎么扮演国际文明纽带的人物？

　　纳西姆·汗：古犍陀罗坐落国际文明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在欧亚大陆发挥纽带效果。相关文献记载，犍陀罗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之地，是阿育王争霸并传达释教之地，后来也成为释教和印度教信徒学习教义的高地。犍陀罗是闻名的智论之地，两所闻名的古学院——塔克西拉(Taxila)和克什米尔·斯马斯特(我以为或许是印度教最早的学府)都坐落于此。公元前1至2世纪，充盈丰饶的物资和常识财富使犍陀罗区域成为中亚游牧民族的进入之地。贵霜王朝时期，王室成为释教特别是大乘释教的信仰者与赞助者，犍陀罗的名誉随之抵达巅峰。据传，国际上的榜首尊佛像就诞生在犍陀罗。这儿仍是释教向阿富汗、中亚、我国、朝鲜半岛等区域传达的源头。

　　一起，犍陀罗艺术也被以为是印度、希腊、罗马、中亚等不同文明与文明交融的代表。一直以来，来自不同区域的入侵者、外交使节、朝圣者和商人经由不同道路抵达或途经犍陀罗，这些道路成为宗教传达的途径。公元前1世纪左右，释教经过不同交易道路进入周边国家，其间最闻名的是衔接我国和地中海区域的丝绸之路。我以为，释教很或许在公元1世纪初，即我国新朝时期(公元9-23年)前后就从犍陀罗传入我国。在克什米尔·斯马斯特遗址中发现了我国古钱币，其间包含王莽发行的一枚货泉币。我正在进行的研讨标明，犍陀罗佛像与我国汉代墓葬的一些形象，在图画和风格上有适当多的相似之处。

　　中新社记者：曾光辉数百年的犍陀罗艺术为当今国际留下了怎样的文明遗产？

　　纳西姆·汗：作为不同文明的交汇处，犍陀罗阅历、交融、了解和同化了外来元素对其文明的侵入，这一点在犍陀罗艺术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一种得到完美出现的“中和”的艺术。犍陀罗艺术不只传达了佛陀的教义和生平，也体现了其时当地的生活方法、服饰、环境、动植物群、言语和文字，还体现了当地艺术家在何种情况下，怎么将外来元素交融并采用到本身文明表达中。因而，犍陀罗艺术不只用于传达宗教，也展示了对他者的好心，以及关于调和、和睦和尊重的教导。这或许便是释教和释教文明能传抵达邦邻并被广泛承受的原因。

　　我以为，犍陀罗艺术包含了简直一切方法的艺术作品，如雕塑、岩画及钱币上的图画等。犍陀罗艺术是一种离我国最近的、体现古代我国与国际进行文明沟通互鉴适当有说服力和证明性的艺术类型。尽管对它的研讨，还需求经过与当地及其周边进行相互验证的方法，来处理许多根源性的问题——这也恰是我学习玄奘，反向来到我国的原因——但犍陀罗释教艺术所具有的温文气质，在成就其艺术之美外，也是不同文明间调和宽恕共处的标志。打开双臂，怀着期望去看待它，将使咱们更好地挨近和了解犍陀罗艺术的言语，也接近古代文明给予咱们的才智。

　　作者简介：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M. Nasim Khan)，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巴基斯坦国家文明遗产办理委员会成员，以研讨犍陀罗文明为特长。他在法国、英国肄业和作业后，于1997年回国参加白沙瓦大学考古系，2017年获国家勋绩教授称谓。2015年，因在犍陀罗文明研讨和教育方面的出色体现，荣获巴基斯坦“杰出之星”国家荣誉奖章。曾在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创价大学等国际学术组织担任学术职务并获许多奖项，在郊野考古方面具有丰厚经历。2023年9月加盟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国际艺术史研讨所犍陀罗研讨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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